第二十四個街角

檸檬綠的四月天，台灣的孩子心情卻灰撲撲。

沿著西岸自北往南，夜晚六點，台灣西半部五百多所國中裡，有半數的學校燈火通明；黑板上、白牆面，五月二十四日的基測倒數日像暮鼓晨鐘敲打著；肅殺的氣氛下，連笑，都是一種罪惡。

九十五萬的國中生，其中，三十一萬是準備拚基測的九年級學生；許多人每天從早上七點讀到晚上十點，過著一年在外吃七百個便當的日子；也有不少六、七年級學生，很早就開啟這樣的軍式生活。

國民教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揭示，國民基礎教育以養成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；而十三年前的教改諮議報告書、七年前的九年一貫新課程綱要變革時，更強調要以培育「有人本情懷、統整能力、終身學習能力」的孩子為目標。

但只要跟著孩子的生活一天，走過一次他們走過的街、學校的路，就會知道台灣的教育，正以一種戰爭的手段、比以往過之而無不及的方法，要孩子們全力與分數搏鬥。

走入慘不忍睹的教育現場。

現場一：台北市明星國中。一群學生們的真實感受。

晚上九點，一台中型小巴士等待著把孩子送回林口，這群是從桃園縣越區就讀的學生。

這所明星國中歷年升上公立高中的榜單漂亮、老師是出了名的嚴格。有每天寫超過九張試卷的班級，學校每週每科進行班排名、樓排名、校排名。

不久前，一位老師更祭出「ＰＫ賽」，把四位學生編成一組捉對廝殺，四位中考最差的，必須留校再進行輔導。

其中，排名第二的一位學生完全沒有青春的面容，憂鬱地說著，「我已經考了第二名，還要我們四個天天比，我每一科都要小心寫，免得被留下來羞辱。」也有學生拿到考卷敏感到立刻哭了出來。

沒人理的教育規定

九科考卷，多少羞辱與打擊？孩子要流多少眼淚？

翻開台北市教育局的規定，國中應減少考試次數，每領域每週考試不超過一次為原則，每天考試不超過兩科為原則……。

此規定形同具文，不只台北市，各縣市多難以落實。

台北市中正國中有近七成學生從三重、永和、新莊等地跨區就讀，因為升學率佳，每年五月總是台北市第一波就能招生滿額的學校。校長黃仁相在國中待了二十九年，他說，學生考試比以前多很多，為了確保孩子考試能考得好，老師的命題數量多、試卷也多，就是要確保學生不出錯。中正國中已努力正常教學，但有的學校卻是把學生當機器。

四點下課鐘聲響起，台北縣一所國中七到九年級的學生分成兩群人潮，一群離校，另一群約六百位學生，進入不同的教室繼續自習。

「我們是一軍的學生，能留校自習，有大將軍老師指導我們，」眼前稚氣的學生像是往金字塔尖端行進的孩子兵，揮手向二軍伙伴說再見，眼神中沒有不安反倒有光榮。

持續的練習不只打壞學習胃口，學生更在各種考試中被分數隔離。同學間存在有我無你的競爭，缺少互助，怕幫了別人會被追趕。

變相的能力分班

成績、分數，在常態分布的國中生裡築起一道厚牆，徹底隔離了學生。

成績好的永遠坐在講台的前方，後面學生或趴或睡，他們彷彿不存在，「沒關係，老師很少把眼神投向我們，」一位孩子像帶著已癒合的傷口說著。

二○○四年教育部落實常態編班，但變相能力分班情況不減，反而愈燒愈烈。

「為了升學而進行變相的能力分班，那是系統性的背叛，」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感嘆，最好的老師不是給了後段，而是去加強前段。

現場二：工廠林立的台北縣。

在國中任教十六年陳老師的自白：

前幾天有學生告訴我，「老師，學生給妳茶杯裡倒的是自來水，別喝。」我說，「我不相信。」

老師跟學生的關係是彼此厭惡。我真的很愛學生，但這幾年我很不快樂，考試把學校氣氛搞得很差，同事關係也不好。學生在乎分數，常要老師送分。我跟孩子說，「有了這一分，你人生比較美好嗎？」

看到這些狀況，我決定不把孩子送到學校，今年開始，我三個國小孩子都在家自學，先生辭職，我們自己教。教育體系不再能給孩子品格教育的功能，孩子無法適性發展，我們只能自力救濟。如果國中能夠不要去，就不要去。

像陳老師一樣，過去五年，為孩子選擇在家教育的中小學學生人數，從四三六位增為九四○位，在沒有宣傳的情況下，增加一倍。

其中，自己是專業教師而選擇讓孩子在家自學的人數逐年成長，以台北市為例，平均每年一百位申請案例中，至少有五位家長是專業教師。

當老師與家長都不相信

甚至台北市知名升學國中的校長，也私下承認不想讓孩子受苦，決定在基測前把孩子送到澳洲。

台北市國中家長聯合會總會長許永佳直言，「當老師與校長們都不相信教育體系，家長怎麼相信？」

現場三：大甲鎮瀾宮旁。

聚集著國小孩童與父母。

英文補教界名師徐薇，難得下鄉開講教小朋友如何學好英文。就在一個月前，徐薇在各大報打出廣告，廣告上寫著「小學四五六年級，學完國中課程」。

十九年前從高中一路教到國中補教的徐薇解釋，九年一貫政策制定後，國中小英語教育一團混亂，國小只要學會兩百個單字、國中要一千個單字、高中要七千個單字，「小學老師看不到這現象，教得太簡單，我可以補這一塊。」

加盟廣告一出，自虎尾、豐原、左營各地來的邀約不斷。「以後就在你家對面，立有徐薇招牌的教室，看得到我的教學，」徐薇說。台下不少國小高年級的家長表示得提前投資小孩，因為孩子的未來「決戰國中」，考上好高中等於預約國立大學與好人脈。家長比孩子更緊張。

是什麼原因，讓教育改革愈改愈重視升學與考試？讓台灣的孩子進入提早競爭的童年，並說出「我不想上國中」？又是什麼讓師生家長陷入集體的焦慮？

基測大怪獸，多元變假象

一切的扭曲，在於決定高中職入學的基測大怪獸。

基測和以往聯考不同，它比聯考更極化競爭。

過去聯考把台灣分成十五個招生區，各區的試卷、分發自成一格，區與區間沒有相互比較。

但基測是三十多萬考生考同一份試題，把都市與偏鄉、北部與東部、山地與平地、本島與離島的孩子，都放在同一個平台、同一套量尺下比較。

翻開一位九年級學生的模擬考成績單，每位學生都有屬於自己的「數字」。在基測常模分布下，每位學生會有個「ＰＲ值」。「ＰＲ值九○」代表總分優於九○％的考生，「ＰＲ值一○」代表排名在全部考生的後一○％。

有了這個科學數據，學校、老師、家長，清楚了解孩子在全國紙筆測驗成績的位置。

「用同一把尺去量數十萬學生，當然系統裡的每個人變得對成績更敏感，」教育部中教司司長蘇德祥解釋。

但入學方案不是多元了嗎？不是各種多元智能的小孩，能以不同管道進高中嗎？

但事實是，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的落實成效出了嚴重問題，多元淪為假象。

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從一九九七年開始規劃，歷經吳京、林清江、楊朝祥三任教育部長，到二○○一年曾志朗任內時全面實施。

過程中，原本要改變過往以聯考做為入學分發的唯一依據，而把基測只當作國中學生學力的一個門檻，再採計其他多元能力的評量，做為入學標準。

但追求多元的企圖，卻抵擋不了社會對追求公平的壓力。

當時在中教司擔任科長、目前是中教司長長的蘇德祥，以「命運多舛」形容多元入學方案。他回憶當時幾任部長都希望增加入學管道，最高曾達六種，但每次公開會議討論，社會輿論與民代壓力如潮水般湧進，最後留下申請入學、甄選、登記分發三個管道，而且保留高比例的登記分發，避免社會對不公平的質疑。
(續)